魏舒忆 | 纸性恋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性困境

作者：魏舒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导读】在数字时代，人们与虚拟对象建立联系的现象日益普遍，纸性恋或可视为其极端表现。韩炳哲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解读这一现象提供了独特视角。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商品交换关系物化人际关系，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消费主义逻辑进一步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算法文化所改变，引发出新的主体性危机。【关键词】消费主义  马克思  韩炳哲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幕，我们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一个被数字化浪潮重塑的社会。马克思曾预言的“一切都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成为切近的现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被金钱所中介。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和数字革命爆炸性的发展，这种异化现象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在当下这个被学者称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算法文化共同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将我们的生活数字化、媒介化，乃至消费主义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见证了一种新型亲密关系——“纸性恋”（Nijigen Complex）的流行，即对虚拟角色产生性浪漫依恋。2023年，一个记录女孩与游戏人物“恋爱”点滴的视频《我恋爱了，爱上了一个纸片人》在B站走红[1]，创造了近百万点击量；而在最大的女性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里已经有了独立的“纸片人”标签，下面更是接近41页的搜索记录。纸性恋背后，是当代社会人际关系商品化和物化的真实写照。

人们通过消费和数字劳动与虚拟对象建立联系，大量恋爱类手游[2]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玩家可以通过付费或“肝”（长时间游戏获得活跃度奖励）游戏等方式来“娶”虚拟角色，在女性文学网站也出现了数以万计与“纸片人”恋爱的同人作品。人的爱欲被简化为一种可被消费和操控的对象。但这种虚拟连接也暴露出真实“他者”的缺失，难以获得完整的主体性经验。

本文旨在探讨纸性恋在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下的症候意义，分析它如何反映出消费主义与个体主体性之间的矛盾。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韩炳哲《透明社会》《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对于现代个体生存境况的讨论，本文将审视数字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何重塑当代亲密关系，并探讨这一现象对个体主体性的深刻影响。

01

消费社会中的“新型亲密关系”

纸性恋在日文中又被称为二次元禁断综合征或二次元情结（缩写为“Fロマ”），指的是一个人只对ACGN（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的合并缩写）作品中的虚拟人物产生爱慕感情，而对现实中的人则几乎不产生或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在英文语境中，纸性恋被视为无性恋光谱（Asexual Spectrum）的一员。纸性恋现象，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兴起的御宅族文化，御宅族们开始对ACGN中的虚拟角色产生超越一般爱好的深度情感依恋。随着日本动漫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传播，这种现象也逐渐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

纸性恋者在英语圈被理解为无性恋光谱的一员，因为他们的认同并非完全基于“异性恋矩阵”（heterosexual matrix）。这几十年来，纸性恋很少被作为性特质认真对待，而是早期以其他认同形式存在，其中最主要的是“二次元情结”[3]等其他存在形式。但纸性恋仍即使在粉都（fandom）中也有可能被排挤或不受保护——对于人性恋中心主义来说，将情感投注于虚构角色本身就是一种冒犯，因为纸性恋不是朝向人类的欲望。加拿大学者Anthony F.Bogaert对这种情结进行了进一步的概括：“纸性恋可以理解为缺乏对他人的性欲——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欲望不涉及或指向他人/具体的人。”[4]

可以说，纸性恋的兴起与这一轮媒介革命密切相关。早期“二次元”作品中的虚拟人物通常存在于2D平面上，给人一种“纸片”感。正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这些虚拟角色变得具有“实感”。而针对女性受众的恋爱模拟类游戏，更是直接推动了纸性恋的流行。2017年，恋爱模拟游戏《恋与制作人》发行，纸性恋也开始在中文语境下被广泛讨论；而与之并行的是一组惊人的消费数据，游戏在开服次月创下3亿元流水纪录。背后是愿意为纸片人“氪金”（给游戏充钱获得角色和付费道具）的庞大群体——根据《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白皮书》[5]数据，截至2021年，我国泛二次元用户已达到近4.6亿人，其中游戏付费等消费行为的人数占比达到48.5%。

在二次元恋爱游戏中，一场恋爱开始非常简单：玩家通过“氪金”或“肝”的方式，得以建立与虚拟纸片人的关系。这种以消费行为和数据劳动来确立与纸片人关系的做法，反映出纸性恋的特性——其关系建立的方式更多地体现在经济行为上，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情感”。

那么从什么维度上进一步理解这种消费在当下的特殊性？或许将其放置在对于“消费主义”语境之前，应当对消费是如何从“物”到“符号”的脉络进行廓清。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中，生产是中心，交换、分配和消费是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消费只是生产的产物。”[6]消费根植于生产，并且从属于生产，生产的地位至高无上。这一论断基于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唯物的消费属性不仅是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其使用价值，人们购买物品的首要目的便是满足自己的现实需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异化”现象，即物品在交换过程中被赋予了神秘的社会力量，使得人际关系被物化，人类劳动被转化为商品的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社会生活的本质建构为一种功能化的体系，而“物”的存在实际上体现了这种不可见的生产关系。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象”如商品、货币、资本等形式对人的统治和异化。但在表面上，这种异化又蜕化为人们对“物”的依赖。在这样的逻辑上，纸性恋是一种对于工业品的依恋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费社会逐渐从“物”的消费阶段过渡到符号消费阶段，这种依恋也发生了内在变化。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新的时期，需求和消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刺激消费、增加消费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中心任务。广告、包装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商品品牌，构成一种“物品—符号”系统，亦即物品像符号一样，其实际的使用价值并不比它们在系统中相互之间的差异意义更重要。商品获得了一种符号价值，甚至符号价值更为重要。

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商品和物的研究出发，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消费”这一概念，进一步推进和扩展了对“消费”的理论阐释。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不等于需要的被动满足，而是一种建立关系、操纵符号的主动行为。他指出：“消费不是被动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消费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消费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消费的具体物品,而在于将它们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整体。”[7]222-223

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和“物”关系的扭曲，而鲍德里亚则进一步阐释了在消费主义文化中“物”如何被赋予了全新的符号意义，成为人们建构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的媒介。这一转变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工业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的嬗变。

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指出：“消费，仅就其有意义这一点来说，是操纵符号的一种系统行为。”[7]222-223这句话揭示了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消费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行为，而是转变为一种复杂的符号操纵和自我认同的过程。在纸性恋现象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种符号消费的极端形式。首先，纸片人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符号。与现实世界的物品不同，虚拟角色没有实体的使用价值，它们的全部价值都存在于其符号意义之中。这些角色被赋予了特定的性格特征、外貌特征和背景故事，但这些特征本质上都是符号的集合，是创作者和消费者共同构建的意义系统。纸性恋者在消费这些虚拟角色时，实际上是在消费一种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例如，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喜欢某个虚拟角色，乃至于通过付费来获得与虚拟角色的“独家互动”或“特殊关系”时，他不仅仅是在表达对这个角色的喜爱，更是在通过这种宣称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这种做法将情感体验完全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商品。

所以也就不难想象，在2018年日本宅男近藤显彦与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婚礼或许还能作为一个震惊事件，但今时今日宣称自己拥有纸片人老公/老婆，已经不再需要太多的额外说明。一方面，资本成了无所不在的庞大之物，商品原则的全方位渗透以及社会生活的总体化使强调批判、保持距离的现代主义逐渐失去了现实基础，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物流支付等社会支持系统隐身在一块块屏幕之后，人们不需要面对他人，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了可行的现实。于是，消费关系就成了最主要的生存状态。不需要具身化沟通的宅生存相伴着的是“附近”的消失和情感的缺位。同时，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不仅文化的感知成了消费性的，甚至个体的情感也倾向于寻找一种消费空间加以安置。

图1：2018年近藤显彦与虚拟偶像

初音未来领取了结婚证书

02

想象性的桥

不妨从具体的文本中仔细考察纸性恋的情感逻辑是如何产生的，又在什么维度上自洽。以楚寒衣青的《纸片恋人》为例，这部作品不仅是“纸片人”标签下收藏最高的作品（在2024年1月份达到了18万），也恰到好处地对应纸性恋最重要的结构：恋爱养成。

严格意义上的纸性恋游戏，通常都有所谓“养崽”的过程，即对人物的培养和陪伴。《纸片恋人》的主线设定就是这种养成过程，从好感度零开始，养成者通过日常互动、培养人物和为角色氪金等方式，逐步提升人物好感度直至升级到“恋人”关系。文中最重要的角色除了作为“我”的小说作者栗说星和纸片人“宿鸣谦”之外，系统“ask”作为始终出现但没有在配角列表留名的数值系统，其实反身命名了整个陪伴和游戏的结构。

图2：《纸片恋人》广播剧封面

图上为栗说星（攻）和纸片人宿鸣谦（受）

正如作品简介中所提示的作品定位“开放式的恋爱养成游戏”，这个游戏的运转逻辑就是与里面的虚拟人物“宿鸣谦”互动，增加他的好感度，从而解锁更多功能。而文中的一个重要设定是宿鸣谦有自己的意识，并非完全的“系统”——一个只能对应固定桥段和对白的非生命体。

随着好感度的不断解锁，玩家和虚拟角色也完成了一次双向的攻略过程。如果说系统任务“宿鸣谦”这里玩家是完成从“监视者”到“恋人”的转变，那么玩家“栗说星”作为养成者则从“垃圾游戏，休想骗氪”到了“别拦着我，为了崽，我愿意氪尽全世界！”不仅成了一个合格的玩家，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另一个生命的羁绊。

在日本的ACG作品中，“羁绊”往往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被反复书写，凝聚着御宅族们对于某种理想关系的想象。而这种关系通常被认为等同于爱情，乃至于更高。但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谈恋爱，而在于通过某种“羁绊”与另一个生命捆绑，并由此获得存在的实感。这也恰是纸性恋诞生之初背后的心理机制。

和纸片人游戏不同，在小说中“打破次元壁”的可能就在于文字让这里的“纸片人”不再受限于游戏的文字框和场景，变为更具有细节感的剧情，虽然说此处的“羁绊”更多只是一种单向的想象。此处可以引用“虚拟性性征”（virtual sexuality）[8]108-122做某种解释。所谓“虚拟性性征”，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虚构性：玩家可以自由地赋予纸片人任何身份特征和外表设定。个体会首先想象出一个虚拟化身，这里可以理解为纸片人的前身，并且可以以它为中介发生（想象性的）性关系。当一个个体成为虚拟化身之后，意味着它的生物性状包括性别、种族、外貌和身体构造都处于任意变化的流动状态，不再对应着某种实在的身份，而是和网络环境、电子媒介、虚拟身体相关的某种状态。

这种数字化联系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某种伴生物。继马克思和鲍德里亚之后，德国理论家韩炳哲对消费社会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他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技术时代下消费社会的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韩炳哲对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批判可以视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模型的重要补充。他的分析聚焦于数字时代中自我优化和透明性暴力如何影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而纸性恋也显然是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某种症候。

韩炳哲在詹明信、齐泽克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精神政治”，他提出：我们现在所处的已经是“精神政治”主导的功绩社会，一个被过量的“肯定性”充盈着的社会。正如他在《透明社会》中指出的，“肯定社会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组织人类的精神”[9]160，而这点正是令人忧虑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他者”的否定性存在的社会，而西方哲学对人类主体的界定正坐落于“他者”的“栖息”之上。[10]

纸性恋就其实践来说是轻松的，没有负担意味着不再需要面对他者可能的威胁——正如韩炳哲对相亲网站的评价是“恋爱而不受其苦是容易的”[11]10。在纸性恋里，“爱被驯化、被肯定化，成为消费和舒适的公式”得到了更深刻的实现。在互联网上，男男女女正置身于屏幕的另外一端，跨越屏幕的亲密只需要操纵按键就能完成，这也正是纸片人作为消费品的“价值”所在。并且无论是小说还是游戏，纸性恋中“反派不存在”，对于爱情来说的所有异质性因素，比如情敌/家庭/环境压力在纸性恋中都不再需要考虑。纸片人的虚构性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被随时同化和占有的对象，当然这意味着它不再具有异质性的可能。

在《透明社会》中，韩炳哲做了一个相当大胆也相当政治化的表达。在他看来，“肯定社会”不允许否定性的力量存在，事实上开启了“后政治”时代（post-politics），即全社会的“去政治化”。[9]11-13这一方面指的是个体对于商品逻辑的打开和透明，另一方面则指向了告别革命之后，对于是否有更好的意识形态可能的犹疑和彷徨。而纸性恋的意义，毋宁说构成一种理想的关系，想象层面构成某种不可能抵达的抵达。

对于纸性恋的最大受众宅男宅女而言，纸性恋是某种意义的幻想之乡。或许需要将他们放入更深层的历史谱系当中，才能更具体地了解这一重幻想之乡的情感意义。东浩纪曾用“宏大叙事的消解”[12]8来描述御宅族的出生状况。东浩纪换用了利奥塔的描述“大叙事的凋零”指出御宅族所做的就是在不同的文艺作品中建立起一座“拟像”丛林来完成大叙事的功能。

日本评论家大塚英志在《“御宅族”的精神史:1980年代论》[13]中，在另一个维度回答了东浩纪“叙事凋零”之后的问题，他将这种在亚文化当中找到的叙事叫作“物语”，是历史这个“大物语”的替代物，认为御宅族对每一个虚构作品的消费，都是以碎片化的小物语为入口，通过消费故事来获得“世界感”，通过叙事的想象进入大物语。而纸性恋最具魅力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作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物语”所发挥的代偿性精神效果。

在20世纪的历史巨变当中，对于现代文明来说，一度具有支撑性意义的宏大叙事，逐渐丧失了说服力与感召力。现代性的理性支柱——那些启蒙运动以来信念性的表述坍塌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的终结开启的“告别革命”氛围，使得“极端的年代”里一切坚固之物烟消云散。作为在“宏大叙事的废墟”当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同样也面对叙事的断层之处，“虚拟的二次元世界中，动漫迷用动漫与幻想弥合现实生活中自我与身份的裂缝，从心理上化解其现实困境中的身份危机，从而赋予动漫迷以积极的、正面的文化情感力量”。在这里，可以发现为何二次元群体往往和纸性恋用户高度重合。毋宁说纸性恋是一种“关系”，倒不如说是代表着一种想象的链接。

03

纸性恋与主体性困境

泰勒·斯威夫特成为全球现象歌手时，有不少人戏称love story已经变成现实中的美国“国歌”，这首以罗密欧和朱莉叶为原型的歌曲，近乎是当下被听过最多次的现象级爱情歌曲。其中，“It’s a love story, baby just say yes.”（这是个爱情故事，宝贝，只需你说声愿意。）更成为无数人求婚时的背景音乐。有趣的是，这句流行歌词也恰好显现出古典意义上的爱情与纸性恋之间的分野——爱情从“只需你说声愿意”变成了“只要我愿意”。如果说在中世纪莎士比亚的罗朱爱情让人感动之处在于人文主义的光芒挣破了宗教和贵族制的束缚，那么在纸性恋当中“没有负担”的自由似乎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的爱情童话。

不同的虚拟性性征所组成的纸片人，或许在人设、声音、剧情上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更多是出于“任君选择”的需要。当用户作为消费主体进入这一重想象关系当中时，屏幕的另一端是闭环快感的生成。而快感的本质逻辑是：恋爱只需要“我愿意”的单向过程，这一逻辑实际上是对他者的取消。纸片人的恋爱物语，就像是在叙事断裂之处尝试通过想象搭建的一座浮桥，但它通往的并不是跨越断裂带的可能，甚至不是与另一个主体的契机，而毋宁说是一种快捷且安全的快感生成机制。

可以说，韩炳哲在拉康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当下亟须直面的精神性危机：曾经被置于人文主义传统殿堂之中的爱，如今受到了威胁，而在这个意义上，纸性恋成了主体性危机的一种症候。

正如拉康所言：“他者是指那无法被主体同化、占有或控制的因素。”[14]165在拉康的理论中，“他者”不仅指代具体的他人，更体现为一种“缺失”(lack)和“阉割”(castration)。“他者”是一个结构性的空缺，因而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和外部性。而异质性是主体达成所必需的。只有面对这种“他者”的不可同化性和不可触及性，主体脱离“想象界”的同一性，才能通过分离实现“主体”的生成。[10]227-228而这也是爱欲产生的原因和前提。

爱欲的对象无法只是一种消费品。纸性恋者感受到的与虚拟角色建立关系的“需要”，很可能是大数据精心设计的算法。而这种被制造的需求不仅无法真正满足人类对亲密关系的本质，反而可能导致现实关系能力的退化，而这一切可能是让人陷落于消费主义的茧房而不自知。当纸片人作为一种产业，不断推出新的剧情和道具乃至于周边来刺激消费欲望时，纸性恋者很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消费焦虑中，感觉需要不断购买新产品才能维持与虚拟角色的“关系”。

围绕纸性恋所展开的消费或许正符合鲍德里亚所言的“拟像”（simulacra）的运作。在《仿真与拟像》中，鲍德里亚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符号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拟像构成的世界中。纸性恋者可能会发现，他们对虚拟角色的情感投入变得比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更加真实和强烈，而当纸性恋者沉浸在与虚拟角色的“关系”中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与纯粹的符号互动，这种互动构成了一种“超现实”（hyperreality）。[15]148换句话说，在纸性恋的语境下，“他者”已不再需要指向外部，而是成为自身的现实。

如果说鲍德里亚是从“符号”的角度完成了对于“商品价值”维度的解构，韩炳哲则是在精神政治的维度上，对这种“自由”本身进行了诘难。“爱欲”（eros）已经死了，只留下自恋以及物化为性爱对象的消费型的爱。更为重要的是，在背后的作为个体的人实质是自我孤立、甘愿自我剥削的企业主“个人”(Solitude）。[9]7而这样的“个人”/“自我剥削者”正是新自由主义和数字技术的共同发明。

这也是韩炳哲最具争议性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将工人塑造成企业主，但也实际上消除了被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宣称为后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的相互协作的“大众”(Multitude），而让个体的人成为“功绩主体”和自身的雇主。压力不再是外部的，而是自我剥削式的，在贫富分化加大、阶级跃迁难以实现的社会中，这种只朝向自己的目光反倒构成了一种消耗。在消耗中，人们变得倦怠，抑郁、焦虑等诸多精神疾患随之而来。“它们并非自免疫学上的他者，而是来自过量的自我鞭策。”[16]16

而他者的取消也正是纸性恋最大的欺骗性所在，看似一切都是“我的选择”，甚至说“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与之伴随的是爱的能力的消失。因为爱欲的对象本质是一个“他者”[17]，对于自我剥削的主体来说，他们的爱欲被资本简化为各式的消费和色情。纸性恋不仅反映了当代社会中亲密关系的变化，也提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当中的某种社会性事实：个体被当作“可视化”商品价值的消费者而存在，真实的自我被虚拟世界的“可视形象”所取代。韩炳哲将这种状态称为“可视性的极权主义”[8]112。纸性恋符合功绩的积极性要求，提供了一种永远积极、无冲突的关系幻象。而这背后，是更进一步的自怜和自闭。

在纸性恋现象中，自我优化可以说达到了某种极端形式。纸性恋者通过与虚拟角色的“关系”来优化自己的情感体验，试图达到一种理想化的关系状态。但这种关系最终让个体陷入到对自我无休止的关注中，导致“他者”最终消失，自我漫无边界。[12]171与之同时，数字技术剥夺了身体感知的交流，“数字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多地脱离肉体，脱离面容”[15]34。透明性让主体无法面对这种根本的“他者”，事实上也消除了主体的存在空间。而这种主体性丧失，正是韩炳哲和鲍德里亚共同的关切：在消费社会中，个体逐渐失去了作为独立主体的能力，而成为“符号”/“需求”的被动接受者。

04

余论

据说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曾经对一幅蒙面肖像做过评论：“如果你热爱自由，就不要掀开我的面纱，因为我的面容就是爱的牢狱。”[18]这句名言表达了对面容的一种特殊体验。如今的脸书，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这种体验。或者说我们所展示的、为其谋求关注的脸（Face）已经不再是列维纳斯意义上可辨识的面容。脸不再包含目光，因为展示的意图摧毁了建构目光的所有内向性和内敛。“实际上，他没有注视任何东西；他把他的爱和恐惧留在了心里：除了目光，别无他物。”[19]被展示的脸已是完全可见、可消费的商品，而这也是无限生成的虚拟性征所组成的纸片人——一个商品化的面庞，用以取代“他者”。

可以说，韩炳哲的理论切中了数字时代消费社会的核心症候，即商品通过数字技术被赋予一种“高度可视性”，并反过来将人们也纳入其中成为可视性价值的追捧者和被消费者。纸片人作为一种完全透明和可控的“他者”，满足了功绩社会中个体对“最佳选择”的追求。然而，他者在实际上更遥不可及。在互联网不同的窗口里，人们可以挑选不同的角色来“恋爱”，但可能始终身在同一套算法营造的茧房之内。当然，韩炳哲的理论可能存在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但他对于现代个体的关切是真诚的。当新一轮数码革命和消费浪潮来临之后，自我该如何辨别另一张“面孔”，而非不加区别地拥抱被创造的“需求”，这正是个体如何重新与他者相遇，重新获取感知社会的自觉的关键。当然，这同样意味着接受差异和否定性的跋涉。

注释：

[1]素人号视频《我恋爱了，爱上了一个纸片人》发布后迅速火爆。视频记录了第一人称的“我”作为一个普通女生，与乙女游戏《时空中的绘旅人》的男主之一艾因的游戏对白和生活日常的点点滴滴。

[2]通常为乙女游戏，也就是以女性群体为目标受众的恋爱模拟类游戏，玩家可以扮演游戏中的女主角，与男性角色（可选）发展恋爱关系，偶尔也会出现和其他女角色谈恋爱的剧情。这类游戏的代表还包括《光与夜之恋》《时空中的绘旅人》等。

[3][日]松浦优.アニメーション的な误配としての多重见当识：非対人性爱的な「二次元」への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に关する理论的考察[J].ジェンダー研究，2022(25)：139-157.

[4]Bogaert,A.F,Asexuality: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New York,2015,p.362.

[5]https://www.cninsights.com/html/news/d/689.html 2022/08/0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3-97.

[7][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彭兆荣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高寒凝.虚拟化的亲密关系——网络时代的偶像工业与偶像粉丝文化[J].文化研究，2018(3).

[9][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0][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M].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1][德]韩炳哲.透明社会[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2][日]东浩纪.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M].黄锦容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15.

[13][日]大塚英志.“御宅族”的精神史:1980年代论[M].周以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7-28.

[14][法]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5]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16][德]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7]在这里，“他者”这一词汇泛指除自我以外的一切外部事物。“他者”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人,也可以是非人的某个事物。参考[德]韩炳哲.爱欲之死[M].宋娀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

[18]Zitiert in:Horst Bredekamp,Theorie des Bildakts,Berlin 2013,S.17.

[19]Roland Barthes,Die helle Kammer,Frankfurt a.M.1985,S.124.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09期，转载自公众号“ 中国图书评论”，感谢作者和公众号授权海螺转载。

                                                                            本期编辑|郭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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